太原股票配资 1949年，毛主席欲和平解放新疆，陶峙岳：想和平起义我有一个条件

【1949年9月10日晚，北京香山】“王司令太原股票配资，你看，这份兰州前线的急电怎么看？”毛主席放下茶杯，把一页手写电文推到王震面前。屋外知了声渐弱，屋内灯光正亮，一场关于西北命运的谈话由此展开。

新疆当时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，表面平静，内里却人心浮动。东线淮海、平津硝烟犹在，国民党主力溃败已成定局，唯独这块占全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大地像末梢孤岛般悬着。毛主席心里清楚：如果用武力横穿戈壁，既费时又费粮，最要命的是拖慢全国统一的节奏。于是，和平解放成了最佳选项。

王震盯着电文，沉默片刻，说出一个名字：“陶峙岳。”在场的彭德怀点头，叹了口气：“老陶要是点头，新疆就八成能稳住。”谁都明白，新疆的十多万兵油子攥在陶峙岳手里，这位湖南宁乡人干脆利落，枪杆子出身，若能转身，形势立变。

陶峙岳此刻身在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他躺在地图前的躺椅上，收音机正播报兰州战况。兰州城头的马步芳一路败退，求援电报像雪片飞来。他没搭理，反倒命令马呈祥原地驻扎，寸步不许动。有人好奇：“司令，咱真不救兰州？”陶峙岳摇头，淡淡一句：“救得了今日，救不了明日。”这句话后来被他身边警卫记在了日记里。

陶峙岳并非第一次与共产党产生微妙互动。早在抗战上海阵地，他曾与新四军前敌部通信，交换情报，只是那时立场不同，不能明说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任命他为新疆警备总司令，面上重用，实则想让他牵制西北少数民族与苏联势力。陶峙岳在日记里写：“偏居西陲，反得一方清净，可观天下潮汐而不必随波。”

1949年8月，北平《进步日报》刊登傅作义和平起义的专访。报纸悄悄飘到迪化，陶峙岳看后反复摩挲，评价一句：“老傅识时务。”紧接着他让心腹曾震五秘密拟电，一路北上，设法与解放军接头。曾震五辗转兰州、酒泉，终于在河州见到西渡黄河的西北野战军先遣联络员，两人隔着油灯握手：一边制服是八路布军装，一边仍是青天白日臂章，场面尴尬，却也意味深长。

北京这边，毛主席得报后极快作出决定：“愿以最大诚意与陶部谈判，但要解决三个问题：口粮、编制、出路。”当晚文件拟就，毛主席特批一句：“十万官兵，一人不可弃。”语气坚决，足见战略眼光——留住兵心，才能留住边疆。

9月17日，毛主席授权彭德怀、王震组成“西北和谈代表团”，带着安置方案赶赴酒泉。文件厚达数十页，从兵团整编到生产建设、到家属迁运，甚至连新疆寒冷季节棉衣配额都一一列明。王震合上文件笑道：“老陶讲究务实，这回他挑不出刺。”

同一天夜里，迪化南门外的军政公署灯火通明，陶峙岳召集高级军官开小会。“中央那边答应了咱们官兵就地改编，发饷、分田、给工作。”他说到一半停顿，用湖南话压低嗓门，“但我有一个条件——所有弟兄要有饭吃。”众人望着他，有人红着眼圈立正行礼，这是军队里最高的服从仪式。

几小时后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加入会议，表达支持。包尔汉早年在苏联留学，知道政治风向，他说：“倘若继续跟蒋介石，百姓首当其冲。如今中华民族有了新政府，我等亦应顺势而为。”这番话让在座满清旧臣出身的老政客都默然。

9月25日凌晨3点，迪化广播电台突然插播特别通告：新疆省宣告脱离南京政府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。电波穿越戈壁，可可托海的牧民随后听见，敲碗击铃；伊犁刀郎歌手把消息编进长调；还有押解胡杨木的卡车司机在车厢外吼了一嗓子：“新疆回来了！”

解放军西进方案也在同时启动。王震第一兵团选择三路并进：北线越哈密，取道准噶尔；中线循古丝路，过吐鲁番；南线携伊吾骑兵，穿过塔克拉玛干西缘。戈壁、风沙、极昼，都是难关，但思路明快：兵要分散进，政策要集中宣。

10月7日，陶峙岳抵达酒泉。彭德怀在城门外寒风中等了整整两小时。两人握手那一刻，旁边记者按下快门，却只拍到他们笑得不像军人，更像多年未见的老乡。简单寒暄后，彭德怀开门见山：“陶总，我们见面不谈陈年旧账，只谈新疆建设。”陶峙岳把军帽摘下，平放案头：“我这把年纪，能再干几年就干几年，但求留下条路给年轻人。”

谈判桌旁还出现一个新面孔——地质专家孙云开。他带来一份苏联顾问组刚完成的天山矿产初勘报告：铬铁矿、石油、稀有稀土，条目足有十几页。陶峙岳眼睛一亮，说句大白话：“老孙，这些宝贝要挖出来，弟兄们就有活干，有钱挣。”从单纯的军事改编，到“养兵兴边”，思路由此成型。

1950年初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挂牌。22兵团六个师脱下旧番号，领到新军装、新农具。开春第一件事不是操枪，而是开渠。开挖伊犁河二道渠那天，陶峙岳卷着裤腿下水，王震站在岸边打趣：“陶司令，水凉不？”陶峙岳抹一把水：“凉，心里热。”一句话把士气点着。

兵团管理模式后来被概括为“三三制”：三成种粮，三成屯垦，三成守边。文件下发前，彭德怀先让陶峙岳过目，陶老粗略扫完，说：“好，但是得给战士写清楚奖金怎么算，别让人糊里糊涂干活。”一句提醒，使得兵团后来单列了《劳动补贴细则》，避免了不少纠纷。

60年代中印边境危机，22兵团未派主力，却贡献了两万匹军马、三千吨皮毛棉絮。后勤条条送到藏区前线，西藏军区政委事后在电报中写：“兵团物资及时，解决燃眉。”这一句评价保存在中央档案馆，如今依旧清晰。

1970年，陶峙岳递交辞呈。很多人替他惋惜，他却在信里写道：“边疆安，吾心安；年轻人上，边疆才兴。”八个字，干脆不拖泥带水。十二年后，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，依旧关心的是兵团干部伙食和棉衣供应。有人笑他“小事磨叽”，他摆手：“边疆苦寒，一件棉衣能救一条命。”

1988年1月，陶峙岳离世。新疆军区鸣礼炮二十一响，完全按照解放军上将礼遇行事。有人问王震：“老陶当初抗战时可还在国民党序列，礼节是否过高？”王震挥手：“别抠过去的章，他把新疆交出来，也把兵心留下来，再高都不为过。”

回看1949年那场不同寻常的“无声战役”，没有一发炮弹，却改写了西北版图。毛主席当年的判断——“十万官兵，一人不可弃”——不仅稳住了军队，也为此后屯垦戍边、开发资源奠定基础。陶峙岳提出的那个质朴要求——“弟兄要有口饭吃”——听上去简单，却点明了和平起义最核心的一环：让士兵看到明天。今天翻开档案，人们依旧能在干裂的电报纸里读到那行字：起义官兵十万零二百三十八人，无一流散。数字朴素，却分量极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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